内容编辑 - 天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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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龙门山，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4秒，里氏8.0级大地震猝然爆发，整个亚欧大陆为之颤抖。大地震形成了300多公里长的断裂带，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地震中遇难69 227人，受伤374 643人，失踪17 923人，直接经济损失8 451亿元……大地震冲击渡过后，这块被重灾洗劫的土地，山河毁容，满目疮痍。然而，这更是一块不屈的土地，在重生与复苏的进程中蕴积以深沉的力量，生命在这里显现出非凡的顽强与坚韧。 《汶川大地震冲击波》记述和写照的正是这样一种感人的生命景象与力量：一位普通的女护士在地震现场日夜救护危难者50余天，其间目击废墟下生命的熬煎和与死神的顽强抗争，同时不得不屡屡直面、触模残忍冰冷的死亡，由此走过了让她刻骨铭心的历程；一名曾无数次用镜头摄录羌族风貌的摄影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部队奔赴灾区，聚焦一幅幅令人过目不忘的灾难写真和重撞心扉的底片故事；一个在外地务工、地震后赶往家乡救援的山里人，自告奋勇背运药品进山，被滚石击中负重伤后，咬紧牙关，继续背着救命的药品在海拔1 800多米的崎岖山路上艰难地匍匐前行；一家私人诊所的主人在大地震发生后倾其所有，带领全体员工夜以继日地免费救治伤员……就是这样一些平凡的人，平日里，埋头做事，默默无闻；也正是这样一些不平凡的人，在灾难面前，做出了感人的壮举！《汶川大地震冲击波》见证了一颗颗朴实、善良而勇敢的心。 大地震给人带来的痛，是痛彻毕生的。曾有这样形象且真切的比喻： “巨灾后的幸存者，像是树被猛然拔起，即使再落土，也不是原来的那片土了。把错位的根须重新在新土里安置，再扎根，树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敏感反应。家园的修复和重建是相对简单的，而失去亲人的疼痛和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痛，却是更深一层的，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影响其后来很长时间的生活轨迹。”《汶川大地震冲击波》翔实、细腻地记述了巨灾带给人们生活和心灵的无情摧残与撞击，书中对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的人们精神世界康复之路的写照，对亟待重视、探讨和研究的关于灾难后效应诸多重大课题的关注和思考，有着启迪与教益，不啻为人类应对灾变的心灵读本。 心灵的创伤要靠时光岁月的理疗，更待亲情的抚慰。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事实上，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在本书中，这种亲情不仅体现为家族血脉间的相互支撑和延续，更放大并深化为不分国别、地区、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无疆大爱。现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助、情暖人心的心理疏导；异国他乡纷至沓来的救援志愿者和四面八方汇集灾区的急救物资；灾后兄弟省、市倾力相助的对口援建……在大地震冲击波后，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灾后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足印都是亲情与大爱的写真，饱含亲情的真爱之花绽放出人性温暖的光辉。 《汶川大地震冲击波》还带给我们什么呢？是对巨灾研究的新认识，是从世纪之殇中获得的惨痛经验教训和减灾启示。 汶川所在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地震多发的地带，地震非常频繁，总的数量和东部地区发生地震的比例大概为9:1。整个西部地区是南北向山脉的集中区，能够划分出7个地震活跃带，一直是科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地带，也是中国地震局重点观测的地区。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温家宝总理的指示下，组建了30多人参加的“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我作为委员会的负责人，组织、开展了相关的一系列工作。除了对“5.12“震灾之后各项具体工作的处理和安排，更有对未来防震减灾问题的考虑和规划。其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济南六大城市进行考察。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大量涌现。一些城市以摩天大楼来展现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实则为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隐患。不言而喻，建筑物越高，抗震能力越差，发生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就越大，对震后的快速抢险救援也造成极大困难。高层建筑物间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少，致使社区避险能力也相对降低。地震灾害成为城市高层建筑的一大安全隐患。试想，如果像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发生在高楼林立、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有效的救援几乎无法实施，损失将难以估量。所以，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在警醒要以坚固的建筑物抵御地震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科学规划。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一般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尽量减少摩天大楼的建设，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出于防灾减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当今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要特别警惕盲目建造高楼的倾向。新建高层建筑，必须在规划之初就要进行科学论证，应该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化进程。 再就是对巨灾的应对。中国的各种灾害非常多，像汶川大地震，大面积雨雪、洪涝、干旱等这样的巨灾，应对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多部门之间的合作才能应对。于是，早在2007年9月，国务院就决定联合与各种灾害密切相关的七个部委（即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农业部、水利部、海洋局、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加上建设部，一共八个单位，成立了一个相关的工作组，围绕如何应对国家重大灾害进行研究，在国家层面组织研究“巨灾问题”，共同研究重大灾害的应对策略。 对于“巨灾”的界定，八个部门大致达成统一意见，就是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的灾害就可以归于“巨灾”。 在灾难的研究方面，我们首先引入了“灾害链”的概念，有些灾种之间有密切联系，我们初步确立了需要认真研究的三个“灾害链”。第一个是台风一暴雨一滑坡～水灾，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第二个是旱灾一火灾一农业、林业灾害和人畜饮水，干旱与洪涝往往按区域分布，也是研究重点；第三个是地震一城市（建筑、交通、市政设施、人口）等。这三个灾难链集中了对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安全影响重大的灾害种类。我们想以这三个灾害链为研究目标，突破目前单一部门研究单一灾害的局限。现在，我们基本把自1 900年以来的亚洲巨大灾害整理出来了，作为分析界定灾害级别的基础。关于灾害的分级、分类等相关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视对灾害，特别是巨灾的研究，但政府各个专门研究部门力量还比较薄弱，国家层面的巨灾研究中心还在起步阶段，伤亡惨重的汶川地震对我国地震科学界造成很大震动，对地震科学界的确不失为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围绕汶川地震的各种探讨、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关于地震预报是争议最大的问题。 巨大地震的预报目前的确是世界性难题，其最难点，就是所研究对象的不可入性。一般来说，地震发生在地层下10公里上下的位置，这种深度是人类目前无法观察到的。对象的不可入性，使地震科学的研究对象、实体进入无法通过实验得到准确的结论。可以说，全球都在关注震源问题，各国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研究重心，即在一段时间内朝着某一方向努力，但大多是在一段时间后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展，甚至转向其他领域，而放弃了地震研究。 由于地震研究对象的不可入性和复杂性，科学家们往往最终走向了还原论思想，把地震问题分解成力学、热学等单一的领域，甚至分解成单一的问题。然而，地震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还原论的方式很难对其进行相对完整的解释。要想真正解决地震问题，就必须把地震当成一个整体，进行多方探讨。 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工作了5个月，任务完成后人员返回原单位，但总理指示我们还要继续从事地震研究。于是，在这个专家委员会的基础上， “973”项目“汶川地震发生机理及其大区动力环境研究”正式立项，参与项目的人员在原专家委员会30人的基础上，增至70余人。“汶川地震发生机理及其大区动力环境研究”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针对地震展开的基础研究项目，所提出的“汶川地震发生机理及其大区动力环境研究”，即有可能体现这样一种“多方探讨”的思想。我年纪大了，本来不想再接手大项目，但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我深感身上的责任和所肩负的压力。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打好基础。汶川地震未能预报出来，但不能因为地震目前报不出来，就判定以后也报不出来。任何科学探索和进步都会有一个过程，地震预报和研究工作也会有一个过程——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过程。我坚信地褒预报是可以实现的，但可能要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地震，逐步、分别地取得预报成就。所以说，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从某种程度上说，《汶川大地震冲击波》对我们也是深刻的鞭策。 灾难发生了，有很多东西虽然残酷，但我们希望不要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