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编辑 - 天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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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伟先生在第一届北洋大学与天津恳谈会上的讲话&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首先应当热烈祝贺首届北洋大学与天津恳谈会的成功召开，在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在这所学府的诞生地天津，真正深入肯谈和研究天津近代教育的历程，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古今中外事迹表明，文化和教育是一个民族的主体和灵魂，我们之所以要在近代中国建立先进的教育制度，首先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强，中国的科举制度曾被视为人类文明赋予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的世界分量。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官吏运动，使用的是由贵族把持任人唯亲的世官制，所以造成嫉贤妒能，一片黑暗。19 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把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引入欧洲，深受欧洲各国学者的赞扬，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非常值得学习。所以从18 世纪未到19 世纪中纷纷效仿科举制，确立了文官的考试制度，其中以英国实现最好。&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程，科举为历代王朝积攒了人才，不过出于专制制度需要，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主要指导思想，一进鸿门只需代圣人立言，不许离经叛道，权利阻挡了思想，最终科举制度造成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巨大差距，而不得不自行放弃。其次，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不能与教育的主体进行脱离，举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发达的，一定是独立的、强大的和统一的。那么这种例子英法美都可以说是典型，其中尤以美国为甚，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有121 年，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前50 年和后70 年，前50 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可以说奠定了今天高等教育的基础，但是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不可能为国家的基础教育给予多大力量，也不可能使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我们办大学得去广州招收学生，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在后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 因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了，有了比较充裕的基金提供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立足现实，立足中国的经济实力，立足民族自强，发展高等教育。不可片面的回归传统。还应当研究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都不会是圆满的和完美无缺的毋庸讳言， 120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优势，但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也有短板和缺点。比如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历史短，要让它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还不容易，对于高等教育乃至学生的管理观念还植根于传统观念，与时代脱节。尽管高等学府的大楼是现代化的，但是如果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头脑不是先进的，那么我们和世界教育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着眼于民族的自强，需要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和放眼世界的精神制定政策，能够关注社会的呼吁，能够满足发展的需求，构建更加开放、更加现代、文明、健康的校园政治生态和校园环境，根据国家储备人才的特殊性，保证高等教育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5 周年，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完全有信心为实现人类更好社会制度探索提供方案。这里包括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100 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不仅丰富了人类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但对中国来说这仍是起点不是终点。我希望我们的天津大学能够带头，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进行恳谈的意义。前…士一同《北洋大学与天津》是一本以天津本地学者为主的研究北洋大学历史和人物的论文合集。文集源自于“北洋大学与天津”首届恳谈会的召开。&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2016 年12 月10 日上午9 时，在天津大学邵逸夫科学图书馆一层学术报告斤，由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与天津市“问津书院”协同举办了“北洋大学与天津”首届恳谈会。恳谈会得到了天津文史专家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不仅高朋满庄、少长成集，而且就如何开展北洋大学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会后，根据恳谈会的提议，一些学者笔耕墨耘，撰写了有关北洋大学的研究文章，在此结集出版。恳谈会主办方之一的天津市“问津书院”，于2012 年8 月进行创意筹备， 2013 年1 月启动运作，并召开了第一届问津书院学术研讨会。问津书院凝聚了天津市的一批文史专家和社会贤达，长期从事天津文化和地方史志的研究。五年来，问津书院已成长为天津市的学术品牌和文化地标。目前书院名下拥有《问津》《开卷》《参差》《品报》四种内部交流资料，“问津文库” 系列天津历史文化图书产品，“问津学术讲坛”“问津学术年会”“问津学术沙龙”公益学术品牌，双槐书屋（ 免费城市书吧）和雅雨堂（天津文献中心）公益服务平台等，并被旅游部门列入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主办方之一和承办方的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策划于2015 年，成立于2016 年初。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自2005 年教育部成立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就是发起单位和首批项目参研羊位之一，开始从事大学文化和大学历史（包括校史）研究，先后参加了关于大学文化研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教育科学重大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文化记忆》《学府典章》《实事求是日新又新》《学府探睹》《学府史集》等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大学典章研究，支撑了大学治理和章程建制工作；专著《实事求是日新又新》成为全国大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130 多万字的《天津大学志》以通志形式记录校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资料；“兴学强国”的大学模式已经得到有关部门与院校的共识。在此基础上，面对“两个一流建设”关于大学文化的要求和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分会的成立，天津大学决定组建“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目前，该研究所是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的发起单位和副理事长单位，雷鸣同志被推举为副理事长，王杰同志被推举为常任理事。天津大学已经处于中国高校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院校的前沿。《北洋大学与天津》的成书不仅保存了对北洋大学的研究成果，更表达了恳谈会举办方对于这些学者由衷的感谢。此书之所以称为《北洋大学与天津（第一辑）》是因为“北洋大学与天津”恳谈会将每年召开一次，每次的研究成果都会集结成册。在此，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中来，众人拾柴将使“‘北洋大学与天津’恳谈会”成为天津的文化品牌。编者2017 年7 月23 日